初入兴安时是风吹黑发,再回首已是雪满白头,一晃已40年了,岁月不饶人。想想以往的岁月,我这心里就总是激动不已。不容易呀开发大兴安岭,多少人长眠在了这片热土上,而我们走到今天,感受着大兴安岭的变化,心里更有好多话要说,说给我们这一代老开发、老会战们,也说给下一代人,珍惜这片大森林,也珍惜大兴安岭的今天。
当初刚到大兴安岭时,我才30岁,刚成家,事业也刚起步。当时,我在呼兰县工作,1965年5月,被组织选调到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、被称为特区的大兴安岭,我也成为了特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简称“人委”的秘书。当时的加格达奇,一批又一批建设者潮水般涌来,铁道兵劈山开岭,日夜兼程,林业职工踊跃报名,申请参战。说起当时条件的艰苦,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理解,不相信,而我们这一代人却记忆犹新。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,“住的是小布房帐篷,睡的是波浪床(小杆铺)坐的是独脚凳(树墩),吃的是红米粮,喝的是三省汤无油、盐、菜”,加格达奇也成了奇异的帐篷城,成了汽车、物资、帐篷的海洋。但是,铁道兵、林业职工等这些开发者们却斗志昂扬。“热血融化千年冰,智慧征服万重难”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一冬奋战,架起了跨河越谷的大桥,两年时间,开发粗具规模,一座座林场像一颗颗明珠缀满了松岭、新林、塔河三个林业公司。时至今日,我都认为自己很幸运,投身到那个火热的时代,亲身参加了大会战的日日夜夜,处处都有感人的事在传颂,现在想起来,心里都热乎乎的,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岁月。
我来到大兴安岭的第二年,爱人刘淑琴便也放弃了原本优越的条件,带着3个孩子来到我的身边。一家人总算团聚了,条件虽然苦点,但干起工作来,更有劲头了。当时大的孩子只有5岁,小的也仅有几个月,铁路附近的一间小草房便成了我们来到大兴安岭的第一个家。四面漏风,冬天冻得人躺在被窝里也不觉得暖和。后来虽又搬了几次家,但孩子们对这个家却记得最清。当时没有托儿所,刘淑琴又在邮局工作,没办法,只得将孩子锁在家里。生活艰苦,一切都要从头开始,在当时的帐篷城里生活,人们的热情却格外的高,没有一丝抱怨,没有一点退缩,我们夫妻俩便和许许多多的开发者一起在“会战光荣,艰苦奋斗光荣,勤俭节约光荣”的“三荣思想”指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后来我的工作又几经变迁,只要是组织上需要,我们便会积极地投身于新的工作。1967年2月,我又被抽调到加区搞筹建工作,成了办事组的秘书。后来又到地区工程公司担任宣传部长,一干就是12年。1982年5月,我又开始从事地方党史资料编研工作,一干也是12年。1994年离休后,我已60岁。可我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继续为撰写兴安党史努力着。现在我受聘于地区老干部局党总支,整天忙忙碌碌的,还常常协助老同志写回忆录,协助党史部门查找资料,也还常有各种作品见诸于报纸、刊物。我累计写作和编辑书稿400余万字。笔耕不辍,我也获得了一些荣誉,还被誉为“兴安党史第一人”。可我总觉得,比起那些当年为开发大兴安岭而献身的英模们,我做的还很少。
很多人问我,一辈子甘于清苦修史,太辛苦,你不觉得亏吗﹖其实,现在我特别知足,比起当年的岁月,现在的日子不知要好过多少倍,住上了大高楼,儿孙绕膝,儿女们事业有成,孙子,孙女都成了大学生,大兴安岭开发这40年是风雨兼程的40年,收获累累的40年。
40年过去了,每每想起那些牺牲了和仍为大兴安岭的明天奋斗的同志、战友,我的心里便会激动不已。在开发大兴安岭初期,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,有塌方时抢救战友,在万斤巨石卡压2小时40分没有叫痛没有掉泪的、被国防部授予“铁道兵硬骨头战士”的共产党员张春玉,有人老心红的工程师徐锦荣……这些都曾是激励过我们那一代人奋斗的楷模,他们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着兴安的华彩乐章,而他们也是千千万万开发者的一员。我要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历史,给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,为此继续努力着。
于长海口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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